们走过许多满是文件柜、柜台和办公桌的房间，然后来到大厅尽头的一扇毛玻璃门前面。卡西米尔走了进去，过了大约十来分钟，他又探出脑袋，招呼美国人进去。

靠窗户的一张大办公桌后面，坐着一个穿灰军服的矮胖子，正用一支琥珀烟嘴抽烟。从他制服上有颜色的符号和铜徽章来看，显然是个军官。他面前放着那份打开的护照。他一边呷着玻璃杯里的茶，一边拿眼睛瞥着护照，茶水都滴到了拜伦的照片上。在这间狭窄、肮脏的屋子里，金属文件柜和书架都堆到一个角落里，布满灰尘的法律书乱七八糟地扔着。

军官问他会不会说德语。他们就用这种话谈起来，当然都讲得不怎么样。他让拜伦把情况又说了一遍，然后问他，一个美国海军军官怎么会和犹太人搞到一块儿，他又怎么会在打仗的时候在波兰转来转去。他的香烟抽到了最后一点儿，又点上了一支。他拚命盘问拜伦头上怎么受的伤，听说他们在公路上遭到了轰炸，他扬了扬眉毛苦笑一下。他说，即便这些都是真话，拜伦的行为也够愚蠢的，很容易被抓去枪毙。在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的长长的沉默间隙，他用一支扎纸的笔把拜伦的答话记下来，然后把这张潦草的记录别到护照上，把它们一同扔到一个装满文件的铁丝筐里。

“明天下午五点再到这儿来。”

“那不行。我今天晚上就得返回华沙。”军官耸了耸肩膀。

拜伦但愿他的太阳穴别老这么跳，这样简直没法动脑子，特别是用德语，而且眼睛也发花了。“我可以问一下您是谁吗？您凭什么权力没收我的护照，而这个士兵又凭什么权力要弄走我们的汽车？”

卡西米尔刚才露出的那种讨人厌的微笑——卡西米尔在他们谈话的时候，一直呆呆地站在办公桌旁边——此刻在军官的脸上出现了。“甭管我是谁。我们先得弄清楚你是什么人。”

“那就请给美国使馆打个电话，找政治秘书莱斯里-斯鲁特，这费不了多少时间。”

这位军官一口喝光了他的凉茶，开始在文件上签字，用波兰话对卡西米尔嘟囔了几句，卡西米尔就抓住了拜伦的胳膊，把他推到门外，带他回到汽车那儿。

火车站和货车都在冒着白烟，街上充满弄湿的焦木头气味。抢劫结束了。警察们站在遭难的商店前面。三个女人的脸隔着车子的黄玻璃，紧张地看着拜伦。卡西米尔的同伴刚才又是敲玻璃，又是冲着新娘子眨眼睛，吓得她躲开了窗口。现在卡西米尔对他说了几句话，他们就走了。

拜伦把经过情况告诉了娜塔丽，她又用意第绪语对其他人说了一遍。杰斯特罗说，他们可以在这个城里的一个朋友家过夜。拜伦坐到驾驶盘后面的时候，扬克尔显得很高兴，又回到后排，坐在妻子的身边。

在班瑞尔的指引下，拜伦驾车向一个十字路口驶去。路口有个大箭头，指向左边一条从一片堆满了一捆捆玉米秸的田地中穿过的大路，上面写着：华沙，95公里。杰斯特罗叫他向右拐，驶上一条经过许多小房子、通向一个没油漆过的木头教堂的路。可是拜伦却换了档，把车向左一拐，向田野里驶去。“倒回去可不是好事情，”他对娜塔丽说“咱们最好是继续前进。”

娜塔丽嚷道：“拜伦，停下来，别发疯了！没有护照你没法从这些人中间过去。”

“问问班瑞尔他怎么看。”接着是一阵子意第绪语的谈话。“他说，这样你太危险了。往回开吧。”

“为什么？要是碰到什么麻烦，我就说在一次轰炸的时候，护照丢了，我头上还留了这么个窟窿。”拜伦把加速踏板踩到底，这辆超载的噔噔响的老菲亚特达到了最高速度，大约每小时三十英里。头顶上的锅儿、盆儿叮当直响，拜伦不得不喊着说话：“问问他，对你和对其他人来说，离开这儿是不是最安全。”

他觉得肩膀上有什么东西碰了一下，回头一看，原来班瑞尔-杰斯特罗已经打起盹来，那张长着大胡子的脸显得很疲倦，而且发灰。

他们花了两天时间走完这九十五公里。事情刚发生的时候，拜伦觉得真象部史诗，要是他能活下来，一定要讲给儿孙后代听。但是后来，这种事太多了，所以从克拉科夫到华沙的五天历程，不久就变成了支离破碎的淡漠记忆：一次，汽车的水泵坏了，害得他们在森林中一条偏僻无人的路上耽搁了半天，最后拜伦头晕眼花地带病把它修好，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又能使用了；由于油箱漏油，他们不得不冒着很大的危险去多买了些汽油；有一晚上他们在一片干草地过夜，那个有点儿神经质的新娘突然不见了，花了好长时间去找她（她闲荡到另外一个农场，在一个马厩里睡着了）；还有两个血迹斑斑的男孩子，大约一个十一岁，一个十四岁，都在路边睡觉，他们讲了一段弄不清楚的经过，说是从一辆卡车上掉了下来的，然后坐在菲亚特吱吱响的引擎盖上的木条上，走完了通往华沙的最后三十公里。这一切他都淡漠了，但他始终没忘那会儿他肚子是多么难受，害得他老往灌木丛里跑，窘迫不堪；还有，娜塔丽尽管越来越脏、越来越饿、越来越累，却还是那么坚定不移地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