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，一切顺其自然地进行。而统治者一旦“为”，则是为修建奢华的宫室而催逼苛重的税赋，或是为发动吞并他国的战争而拉夫抓丁。这样“为”则百姓遭殃，社会动荡，“无为”则人民闲适、社会安宁。因此，“无为”是不妄为，不乱来的意思，是说统治者的行为要顺应自然、社会发展的规律，并按照规律去定相应的法律、制度、不轻易变更，人们在这样的法律、制度下尽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，努力去做。

“无为”追求的是奉献，“无为”的结果，恰恰也成为“有所作为”（有奉献）。

东汉时期，贵人邓绥受到和帝宠爱，皇后阴氏十分忌妒。但邓绥为人谦恭，性格柔顺，对阴氏十分尊重。与阴氏同时进见和帝，邓绥从不正坐；和帝每次提问，邓绥总是让阴氏先说，从不与阴氏抢话头；每当发现自己的服饰与阴氏相同或相近时，邓绥便立即换掉，绝不与阴氏抢风头。尽管如此，阴氏仍然与人一起施行巫蛊之术，企图置邓绥于死地。阴氏的专横、阴险与邓绥的谦逊、忍让形成鲜明对比，最终和帝幽禁了阴氏，并在邓绥称病辞让的情况下坚持将她立为皇后。这个故事，被后代史家公认为“不争之争”的典型范例。

这里的“不争之争”，与作为领导方法的“无为而治”在道理上是相通的。这里的“不争”并非真正的“不争”，而是以“不争”为“争”的手段；“无为而治”中的“无为”也并非真正的“无为”，而是以“无为”为“为”的手段。所谓“无为而治”，实质上就是把“有所不为”当作治政的方法和艺术。最高明的政治是无为而治。“无为而治”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道家学说的核心，道家同样把“无为而治”视为治政的最高境界。至于历代帝王将相，大概没有谁不希望能用最少的心血来建树最大的政绩。

汉高祖刘邦在建国后遵从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，表面上不算勤政，但实际上正是通过让人民休养生息，使农业、工商业等得到了迅速发展。明朝的冯梦龙说，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宋初的宰相赵普每当收到士大夫之间相互揭发告短的文书，不看一眼便付之一炬，表面上像是不负责任，但实际上正是通过这种方法遏制钩心斗角之歪风，维护了当时的“安定团结”。

★为官用权须谨慎

中国古代有一种哲理：国家之权乃是“神器”，是个神圣的东西，非“凡夫俗子”所能用。党员领导干部务必珍惜权力、管好权力、慎用权力。古往今来，多少官员面对权力都不能正确把握自己，或者一开始就将其作为私器而滥用、乱用，或者经历从清醒到混沌的阶段，逐渐失去了对权力的正确控制，让其脱离了既定的轨道运行，最终腐化堕落，害人害己。究其根本，就是少了一个“权力是个神圣的东西”的正确态度，忘记了权力姓“公”不姓“私”。

权力也是一种风险，离权力越近的人风险也就越大，一步可以登天，一步也可下地狱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人不可能把金钱带进坟墓，但金钱可以把人带进坟墓。领导干部与老百姓的区别，就在一个“权”字上。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，能否正确为官用权是最经常、最现实的考验。如何看待权力，实质上是权力观问题。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，一切权力为了人民，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权力观。党和人民把我们放到领导岗位上，赋予我们一定的权力，是一种信任、一种重托。越是职位高、权力大，越要牢记权力的本质。现实中常常可以看到，一些人一旦当了大官、挣了大钱、出了大名，就昏昏然、飘飘然，就忘乎所以、不知天高地厚，胆大妄为、为所欲为，什么都不在话下、什么都无所顾忌。实际上，权也好，钱也好，名也好，都是一把双刃剑，既会带来鲜花也会带来罪恶，既会带来荣誉也会带来镣铐，既能把人推向高峰也能使人跌入深渊，关键在于怎么对待。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在对待权力问题上，都要切实摆正自己的位置，正确处理个人同群众的关系、同组织的关系，解决好“为了谁、依靠谁、我是谁”的问题。要深刻认识到党员干部就是人民公仆，老百姓就是我们的父母，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；深刻认识到个人的成长进步归根到底是组织教育培养的结果，没有组织提供的机会、岗位和平台，纵有再大的本事也没有用武之地。

为官重点在慎重用权，作为公仆，要将权力用在为民服务上。慎用权力，一方面，要认清权力的风险。邓小平同志曾这样告诫干部：“我们拿到这个权以后，就要谨慎。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，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，那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。”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这样认为：“权力是我手中的一张牌，有了它，可以换来大把的钞票，再去换来更大的权力，进而捞取更多的享乐。”最终他落了个锒铛入狱、丢掉性命的下场。可以说，权力是一把双刃剑，正确用权会造福百姓，成就自己；用权不慎，以权谋私则会祸害群众，误了自己。另一方面，要尊重权力的属性。孟子说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告诫官员不要将精力放在比待遇高低、权力大小、升职快慢上，而要放在比奉献多少、比贡献大小